非典型法律人

我的西門町範圍和現實生活的西門町有些不同，我的西門町嚴格來說，其實是舊時的「台北城」。範圍從由信義路仁愛路口的東門，到台北火車站附近的北門，到中華路的西門，到愛國東路的南門。我說那是「我的」，因為我從十五歲到二十五歲，整整十年的歲月，都在這個範圍裡度過。

十五歲，我進了一女中，中華路的鐵道和商場還在，但已被研議要拆遷。尚未實行週休二日，星期六下午放學後，一群女生必定沿著貴陽街，吱吱喳喳的走到中華商場，吃一碗點心世界的豆腐腦，或是上二樓逛逛唱片行。中華商場還可以做制服，買各校的校慶書包，兼有各種古玩、集郵、二手電器，實在是個學生消磨時光和金錢的好地方。

一女中的課外活動太多，我幾乎一星期只能回家吃一次晚飯，其他時間，不是在辦社團活動，就是參加活動。我們放電影（為了放一部當時限制級的藝術電影，和學校槓上，沒完沒了，最後爭取到可以放，才得勝回朝），辦座談（找學校麻煩似的，請一堆當時的「黨外」人士來演講），舉行讀書會（現在想想，那種半大不小孩子孩子，怎麼可能念得懂伯拉圖的理想國呢？），還要練習班上的活動，比如大隊接力、詩歌朗誦、軍歌比賽。有時回想起來，我竟不記得在那些日子裡，到底是用什麼時間在讀書呢？

那時最高法院大廈現址，還是一片麵攤（我們簡稱桃源街麵攤），和東吳大學城區部以及法院餐廳，同時並列為我們的三大糧倉。東吳大學城區部的餐廳還有法院的餐廳，離一女中最近，都是物美價廉的自助餐。至於桃源街的麵攤，我們學生是吃不起王記牛肉麵的，吃最多的是菜肉餛飩和乾拌麵。我們最常光顧的一家麵攤，老闆是個操著外省口音，動作俐落的老伯，對學生們一派信任。麵攤旁放置一大海碗與一小碟子，海碗裝鈔票，小碟放零錢。每人點了餐，自己對照牆上價目算一下多少錢，走的時候，自行放錢，自行找錢。當時已經快強迫拆遷蓋司法大廈了，每次去吃飯，都會看到麵攤旁掛著白色布條：「抗議徵收不公，司法已死」。我喜歡點乾拌麵，若加上一碗蛋包湯，真是滿足了所有的口腹之慾，馬上又有力氣回學校去生龍活虎了。若有時間走遠一點，延平南路走下去到小南門那裡，也有吃飯的地方，圓環附近也一家麵店及數家自助餐，都是平價的學生餐廳。

再往前走，穿過了中華商場和鐵道，就是真正的西門町了。高中時，最常去西門町做的事，就是看電影。那時的國賓戲院還有中國戲院，都是我們常光顧的地方。另一個常去的看電影之處是MTV。現在的小朋友們，大概不知道什麼叫MTV了。瘋馬，U2（有沒有五年級的來解釋一下瘋馬和U2啊！）， 我在哪裡看了許許多多的外國電影。張藝謀的紅高梁，菊豆，大衛林區的藍絲絨，好萊塢的控訴、畢業生，法國電影芭比的盛宴，還有數不清的藝術電影「三十七度半」、「編織的女孩」、「發條橘子」‧‧‧‧。

大大的LD影碟加上一杯熱紅茶，寒暑假的許多個下午，我是在MTV的小包廂裡度過的。我在電影裡，被啟蒙了自由、國界、種族、愛與恨，情與慾。我一生即使出國，也沒有像高中那三年被啟蒙的又多又密集。那種對電影的狂熱，持續發燒了許久，都一度打算去念電影了，可惜當時還沒有國立藝術學院，不然我一定會去報考。甚至上了大學，還動過念頭要雙修法律與文學的課，不過後來因為T大的雙修規定過於囉唆而只好作罷，但那畢竟是我未竟的夢想啊！所以逮著機會，我還是盡量參加許多電影或戲劇有關的課程，比如大二大三的暑假，人家去補習，我跑去參加文藝營，變本加厲的看戲劇與電影。我後來想想，我會非典化，大概與我對文學和藝術的狂熱脫不了關係。西門町竟成了我非典化的源頭。

真正的西門町也有吃的。我高中時不知道阿宗麵線（我懷疑阿宗麵線當時是否還沒開始擺攤），我們去西門町吃東西，以紅樓一帶的熱炒或火鍋，還有戲院附近小吃滷味為主。那時入口處的麥當勞與衡陽路上的肯德基遙遙相望，兩者皆為我們高中生的約會聖地，同時也是討論辯論比賽或活動舉辦的聖地（當然，多的是一兼二顧，藉討論之名行約會之實的）。學生可以一杯可樂泡一天，饞了就去買一份洋蔥圈。第一次吃到洋蔥圈是在肯德基，驚為天人，不知洋蔥可以有這等好滋味。

沒有星巴克，西雅圖，在那時喝咖啡還是種奢侈的行為，與朋友鼓起勇氣走近中山堂附近的咖啡館，點了一杯要價九十元的咖啡（九十元你知道有多貴嗎？我們去吃乾拌麵一碗十二元，加蛋三元，你說，九十元有多貴？）。咖啡裝在精緻的小杯子裡，我們戒慎恐懼的一小口一小口品嚐，最後一致同意，以後還是去吃隔壁的、有肉鬆口味的雪王冰淇淋比較實在。

去衡陽路還有一個功能，就是去功學社看美麗的樂器，以及去大陸書局買特殊的琴譜。當時衡陽路還沒有經歷大火，建築可見日治時期的巴洛克風，每每讓我站在路邊看傻了眼。衡陽路的終點是兩家百貨公司，一家是力霸百貨（前幾年已經結束營業），一家是遠東百貨，逛到這裡，往往也就是該回學校的時候了。有時我們走衡陽路回去，還可以散步到新公園旁，到公園號拎回一袋桂花酸梅湯，或到旁邊的種福園買兩塊斤餅當宵夜。